杨佳从“杀人犯”到“杨大侠”(转)

上海袭警事件,行凶者杨佳虽然在第一时间落网,大侠杨佳然数天过去,关于案件的来龙去脉,尤其是杨佳的作案动机,却一直未曾有一个定论,如此,也给了坊间足够多的臆测空间。

想想此案的诡异和惨烈,无不让人乍舌。一个草民,却手持刀器,能够在警局内刺伤十人,几乎刀刀致命,致使6员警察殒命。任谁都会在第一时间设想:究竟杨佳身上积聚了多大的怨恨,使得他能够豁出命来,与警察们玉石俱焚?无疑,这样的设想也是合法清理的,杨佳虽然作案手段极其残忍,却并不是“激愤杀人”,其先是点燃自治燃烧弹,引开注意,然后闯入警局,而今天爆出的新闻,杨佳曾网上买枪未果。此举都说明,杨佳乃是经过长时间的谋划,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。

从爆出袭警事件到彻查凶案真相,这中间肯定有一个时间差,而在这个时间差中,民众定然会依照自己的有限信息,对此案做出自己的表达。观察此种民意表达,并得出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和制度因素,无疑对我们继续转型,具备相当意义。而其中,我最感兴趣的乃是,民众对于杨佳的态度,作为一个“杀人犯”或者“大侠”的杨佳,其巨大的差异,如何自然的呈现在民意表达之中。

无论是从法治社会的角度,还是站着人道主义的立场,我们都应该知道,生命权乃是公民最珍贵的一项权利。无论你是否积累了相当的怨恨,都无法通过法律程序以外的手段,来剥夺他人的生命。而且,此案中,被杨佳袭击的相当一部分是内勤民警,有的甚至连杨佳都不认识,可以说是无辜殒命,这就增添了杨佳行凶的残暴性。

即使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,对于死刑的使用,越来越谨慎,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趋势,甚至相当多的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,如此,可见,杨佳挥刀之时,罪孽就已经种下,无论至之于法律,之于人道,乃至之于其自身良心!

然而,即使有多达6名警察殒命,即使他们都是无辜的死难者,然而,6个生命却并没有唤来,足够的同情和尊敬,悲悯和哀悼。

这几天,袭警事件可谓火爆网络,我观察各大网站的动态,对于警察,公众除了极少数保持表现出同情、悲悯、哀悼之情外,绝大多数人却对此并不关心,乃至于有点冷漠,甚至幸灾乐祸,而极端的情形:把行凶人杨某看做是草根英雄,这类认同并不在于少数,无论是草根英雄,还是“杨大侠”,我们都看到了有相当多的网民,对凶手表现出尊敬,“若士必怒,伏尸二人,流血五步”;“怒发冲冠,向不公正的制度刺出致命一刀”;“是条汉子,他日若去,定当坟前一杯薄酒祭奠”……诸如此类,不甚枚举。

从“杀人犯”到“杨大侠”,肯定揭示了社会严重的弊病。然而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thehobbiehorse.com/,赫格尔在此时,痛骂此类思潮不理性,没人性,怒斥其为网络暴民,深刻体现国民劣根性等,我认为并不合时宜。相反,我们要追溯其衍生的某些合理性,然后追究其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制度因素,然后,方可能对症下药,找出消解之道。

无须讳言,当前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感异常强烈,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社会现实。我们说今天的中国,是断裂社会,想必无人反对,这些断裂,既包括城乡二元结构,也包括社会各阶层,诸如平民和富人之间;更包括民众与政府之间深深的信任裂缝。

断裂社会的危险,在于它往往能够讲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无限放大,而共识往往被忽略。这时候,我们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整合力量,来修复鸿沟,重建共识,使得社会重新走向平衡和和谐。一般而言,最重要的整合力量首先是具有良知和能力的政府,然后,存在一个较为稳定的中间层。则会使得整合相对变得容易。而当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感异常强烈,也没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中间阶层之时,则社会往往孕育着动荡和危机。这就是这个时代一个主要背景。

在袭警事件中,我们可以看到,杨佳的杀人行为并非针对个人,而是指向警察群体和警察机关。实际上是指向一种制度架构,因而,具备了一定的性质。认同了这一点,就可以找到民意表达中,“杀人犯”变成“杨大侠”的认知逻辑。首先,民意对于杨佳的同情乃至尊敬,首先来源于他们对于某个机构和工种(警局和警察)的反感和怨恨,而这种怨恨,首先来源于他(她)们的日常生活经验,然后,来源于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所获取的信息中,所形成对于警察和警察机关的认知逻辑。在这一过程中,他(她)们或多或少受到过不合理,不公正的对待,或者见闻到他人获得过不合理不公正的对待,而形成了一种被警察和警察机关剥夺的心理感受,这种感受越强,则他们对于警察和警察机关的反感和怨恨越深。

然而,大多数人,其本身和警察与警察机关对比,力量上处于绝对弱势,所以,自身并无渠道将这种“反感和怨恨”发泄,而消化自身的被剥夺感。赫格尔所以,当杨佳的出现,则最大限度的解决了他们这一困境,既不需要付出代价,又可以发泄自身对于警察的“反感和怨恨”,消化自身的被剥夺感。无疑,在心理上,他们对于杨佳有了相当的亲近感,甚至感激,于是,将他捧为“杨大侠”也就顺理成章。

在这一过程中,有个关键的演化过程,就是其“反感和怨恨”,其被“剥夺感”,是一个常年累计的结果,当达到一定的程度,人的心理机制会自然的产生反应,将警察与警察机关同构。同样,这样适合于其它的政府部门,比如说将城管与城管执法局同构(这种感受更为强烈)。一旦这种同构认知产生,则杨佳所杀死的警察,在很大意义上就被消解了个体意义,而沦为警察机关的同构物,此种情形下,杀死任何警察,都会被认作是对不合理的制度架构的触动。

“杀人犯”变成“杨大侠”,并不能够用诸如丧失理性,一群网络暴民;缺乏生命意识,丧失人性;国民劣根性等来进行阐释。而恰恰反应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,其对于警察和警察机关的“反感和怨恨”竟然会如此之深,被剥夺感竟是如此强烈,乃至于使得相当一部分人,将警察与警察机关产生了同构认知。如此能够体现,民众与政府暴力机关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何等剑拔弩张的程度!这就是上海袭警案给我们敲响的洪钟大吕。

如何化解民众与政府之间业已出现的对立感,修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裂缝,打造更坚韧的互信机制,形成“后改革时代”继续改革的共识,无疑将是上海袭警事件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最大启迪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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